笼统的说，在君主时代，君王的权力从法理上，是至高的。

其他权力，包括相权，即使能威胁皇权，都不敢轻易否定这种合法性

所以，在整个封建时代，唯一能够直接从法理上和皇权并列的，只有两种。

一个是太后，另一个就是太子

太后自不必说，北宋元佑更化就是典型

而太子的地位，却更加奇妙，什么叫太子？就是皇帝昭告天下，宣布只有xxx，可以继承自己的权力，那当一个皇帝这么说了以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

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天子当政时期，由于各种原因，统治阶层的许多人都对其人实施的政策不满，但碍于君臣之义，又无法直接反对。

而恰巧此时皇帝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而皇帝百年之后，这个继承人必然会掌握至高权力。

他们会怎么做呢？

储君，尤其是政治斗争激烈时代的储君，天然就是当朝反对派的集中处，和政治代言人。

西汉有巫蛊之乱，唐朝的神龙政变，大明，更是有嘉靖、万历两朝的国本之争。

为什么高拱、张居正这些“倒严派”都聚集在裕王周围？为什么万历坚持不立太子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瞿式耜辞去首相之前，和朱由榔长谈彻夜，就是论及了储君问题

最终，这位经历过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那因为国本问题，争得头破血流的老臣，接受了天子的说法。

皇长子二十岁及冠以后，方册封太子

而在此之前，朱由榔希望他能接受完整的社会教育，能够有在青少年时期，和社会基层接触的空间，能够进入兵学苑锻炼，并拥有一段军旅经历。

而不是天天守在那空荡荡的春和宫，来给自己晨昏定省，听那些个大儒念经。

一个人的青少年，正是三观成型的时候，朱由榔希望自己的继承者，首先是一个具有丰富人生经历，知晓民生困苦，就算不能知兵，至少也不能像朱祁镇那样两眼一抹黑，而是亲身体会过军旅生活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自古以纨绔少伟男，历史证明，所谓明君贤主，大多在早年都有一段游历于基层的岁月。

可这种不能明说的默契，也只局限于朱由榔和他的亲信大臣之间，但中下层的官僚们却很难理解。

或者说，其中某些人是理解明白的，但正是因为明白，所以他们才不能纵容天子这样做。

从肇庆起兵以来，朱由榔就在有意或无意的分解东林—复社官僚集团。

到了光烈八年以后，可以说朝中已经不存在东林党这个整体的利益集团了（确切言，其实崇祯以后，随着魏忠贤倒台，东林党内部就已经分裂了，东林复社只是一个临时政治口号，并非现代这种完备政党）

但是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东林党消失了，可支撑东林-复社出现的经济基础并未消失，江南士绅阶层不会因此就放弃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，他们依旧是这个国家的“股东”。

尤其是天子逐渐对新兴工商资本集团的扶持与庇护，更是让他们如坐针毡。

在过去，他们从来不怕皇权的打压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无论皇帝再怎么打压，但只要他想坐稳江山，想要从各地收取赋税，施行统治，就绕不开他们，就必须要和他们合作。

但现在，情况变了，他们惊恐地发现，天子似乎找到了他们的“替代品”。

新兴的资本家们，同样可以作为朝廷统治的延伸，他们产业扩张和升级所带来的利润和税收，远比士绅地主们要庞大。

不同于士绅的保守，他们乐于跟随朝廷扩张，甚至还要鼓动朝廷对外扩张，为此乐于提供一切帮助，甚至自己招兵买马带着武器，跟随朝廷大军一起行动。

这并非天方夜谭，在帝国刚开拓不久的南洋地区，海商们的炮舰就跟在海军后面，就像头狼背后的群狼，他们和海军一同进退，临战时都不需要军队招募，主动就会带着舰船和火炮参战。

尤其是挂着“大明海务公司”的商船，简直就是“大明海军预备队”

而没有大规模战事时，这些“民间海船”几乎就是西起印度，东至日本，这万里海疆，横行霸道，给各个小国当“太上皇”。

在内地，第一批资产阶级子弟，已经开始通过科考、大学等途径，与地主士绅阶层竞争参与政治的官僚员额。

明朝本来就不禁商籍参加科举，而朱由榔更是直接废除了商籍、军籍制度，再加上科举科目的改革，四书五经重要性直线下降，而新设立的数理学科，直接有实践经验的工商子弟，可比士绅们擅长多了。

故而，这些人明白，就算现在不能扭转局势，也必须要在下一代扭转过来，否则照这进程发展下去，最多两三代人，他们就真的玩完了。

当然，部分头脑活跃的，干脆开始将自己家族和产业转型，把目光从土地兼并和经营，挪向工商业投资，这当然也是朱由榔所支持的。

而剩下选择负隅顽抗的人们，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

多少事，从来急

请求立储的奏章，只是短短两三日间，就掀起了滔天巨浪

很快就有超过百名官员上书附和，但也有许多人弹劾王琦妄言天家事，又离间之嫌，请论罪处死。

无论是哪一种论调，毫无疑问，都是把原本各自默契的事情，摆在了台面上。

但朱由榔却是一律留中不发

而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皇长子朱慈煊，倒是有了动作，额，十二岁的他上中学了。

只是这已经表明了天子的态度，毕竟太子是不能和平常人一样去学校读书的，而且江宁中学还是寄宿制的学校。

可这并不能让某些人偃旗息鼓，又过了数日，随着西北战场的许多消息传回，很多战争中的细节都为人所知。

朱由榔钦旨，加封张煌言甘国公，王愬敦煌郡公，岳镇邦富平侯。

但张煌言主动辞去的爵位，因为他虽然带兵，却是一向以文臣自居，不愿受勋贵之赏，最后朱由榔只得荫其子为侯。

其余诸将，均有封赏，朝中军事勋贵们，再一次分到了羹，力量进一步扩大，有好几家都因为子弟建功，得荫一代袭爵不减等。

这更加激起了某些人的紧张

不难想象，随着天子的政治宏图继续实施下去，朝中左有军事贵族集团，右有新兴资本集团，两者媾和，加上皇权的法理支撑，一个彻底把他们踢开的政权模式就诞生了。

在朱由榔看来，这是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必由之路，算是君主制国家现代化最体面的一种方式了。

但旧官僚们不会坐视这样的事情理所当然发生，舆论攻击的对象很快就不止于立储问题，西征军在西域的军纪问题，也被人弹劾。

其中以黑水营被非议最重，先后多次在阿克苏、于阗等地有抢掠行为，甚至黑水河畔时，未必没有“吃人”行径。

尤其王愬的身份也很敏感，作为外戚，面对朝臣攻讦，天然就是底气不足的。

可朱由榔依旧恍若未闻，先是准张煌言所奏，在西域新设经略司

至于名号，天子以“天西故地，本中国旧土，昔汉设长史，唐立都护，今以故土新归，名曰新疆”，设新疆经略使司，改任张煌言为首任新疆经略使，王愬为副使。

僧格被击溃后，朝着哈萨克方向逃窜，新疆经略司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追击被击溃后，西逃的僧格余党，还有满清余孽。

并扫清天山以北的全部卫拉特蒙古部落

与此同时，在京中风雨日渐浓厚的情况下，朱由榔下旨，自己要北巡。

这次北巡还是和上次一样固定的路线，经由运河北上，自徐州到北京然后由山西大同、太原南下河南，再经由陕西，只是唯一不同的，此番朱由榔还要去四川一趟。

最后从四川东转，自湖广、江西归南京

整个过程少说也得半年以上，但却并不让人惊讶，因为这其实是五年前就定好的。

当时光烈八年，朱由榔第一次北巡，在北京时就定下的制度，但凡后世皇帝，每五年必须北巡一次，若身体不便，也需令太子代行。

只是这次朱由榔北巡的阵仗实在是有些大，几乎囊括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。

并且，朱由榔明令无需首相随行，首相陈子壮留守南京，最受信重的张同敞也没有带。

只带了武英殿大学士堵胤锡，并七部三院（理藩院、枢密院、都察院）各一侍郎、佥都御史，还有中书署的中书侍郎。

除了官员以外，倒是专门把皇后带上了，结合事前将朱慈煊送进了寄宿学校，倒颇有些两夫妻把孩子丢学校，自己跑出去旅游的架势。

南京城内，一开始的还以为天子这是被舆论搞得不堪其扰，出去躲清闲了。

毕竟这种事在大明皇帝里面并不少见，只是那些个皇帝只能窝在北京，没办法像这位一样出京快活。

但他们很快就明白，为什么朱由榔让宰执们留守南京了。

躲清闲倒是真的，只是并非因为受了那些个穷酸们的所谓舆论。

而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要在朝中引发巨大政潮，他出巡一则是不受纷扰，静观其变好引蛇出洞。

二则嘛，也是因为自己太久没有领兵和到地方巡视，这关键时刻，当然是要牢牢掌握边疆军务的。

故而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是，天子出巡的前两日，枢密使李定国率先一步出京，前往江北大营校阅御前中、左、后三军演习。

郑成功命东海舰队在宁波、福州一线演习屯驻

光烈十三年，十一月十五，天子北巡

次日，内阁经由通政司，向百官公示了朱由榔留下供群臣讨论的一封奏章

并非来自朝中官僚，而是翰林院院士黄宗羲

《请废奴籍诸议疏》

请求废除自元代就开始施行的奴籍政策，将全国男女奴仆归还自由，至此以后，主家与仆人必须签订劳动协议，作为平等的双方进行雇佣劳动，主家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其人身自由，进行任何形式的私刑。

小主，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奴籍百姓回归民籍，享有一切平等公民权利。

要知道，在整个大明境内，奴籍人口仅仅是在册的就有数百万，加上未登记的，恐怕有千万之数。

尤其是在江南，但凡大户人家，多有蓄奴，有些为了掩人耳目，便以“义子、义女”之名收纳。

从嘉靖以来，江南奴变不绝，随着土地兼并加深，越来越多民户破产，地主豪绅们先是兼并人家的土地，然后再将其收纳为奴，一旦为奴，就失去了官府的法律庇护，无法参加科举，任凭主家处置，世代永无出头之日。

豪绅地主在自己的庄园上，能够对奴仆、佃户施行直接统治，是实际意义上的封建主、奴隶主，拥有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灰色司法权、行政权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是“没有封君的封建社会”。

而现在，朱由榔要给这从汉代开始发芽，在宋代就已经稳固的铁壁铜墙上，狠狠砸上一锤！

大运河北面，徐州地界，圣驾巡幸至此，专门看望了徐州旧战场，并祭拜埋葬于此的烈士陵墓。

与此同时，京中风暴愈演愈烈，《废奴疏》所引发的争论顷刻爆发，黄宗羲等革新派的弹药还不止于此。顾炎武在《启民报》上刊登雄文，建议朝廷开展二次度田，并加强《土地限购令》，“命天下之民，所田人不过五十顷，则国朝百年无兼并亡国之忧。”

其中，金陵大学政治系教授唐甄以追溯历史的方式，陈述了废除奴籍和限制兼并的必要性。

“昔者，汉不抑蓄奴，则有绿林、黄巾之祸；宋不制兼并，则有方腊、靖康之患。”

“何也？是以蓄奴则少民，民少则税繁，税繁则人困，人困则亡国。方有故宋亿兆之赋，难供励战之卒，外无以御敌；后汉千万之民，未有戡乱之蓄，内无以平乱。夫治国者，一曰广民，二曰税亩，故可言，并田者危国之税亩、蓄奴者胁君之广民，非祸及一府一县，实窃国也！”

尤其是万历、崇祯以来的亡国之思，让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，“前明”之亡，不只是昏君奸臣，不只是外敌内患，更是一个似乎让人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在起作用。

他们，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尽头，摸到了那隐隐约约的门槛。

只是保守思潮的反击力量，更加汹涌澎湃

曾经也是抗清英雄的陈子龙，或许可以为大明，为君父出生入死，毫无二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士大夫，他可以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上让步。

革新派以《启民报》、《翰林学报》为主要根据地，而保守派则聚集于《宁报》、《苏报》等影响力丝毫不让的民间报纸。

陈子龙、吴伟业、龚鼎孽等儒学大家，也是寸步不让